云南哪里适合放生蝌蚪，《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研究》序

9、本书第六辑发表的云南阿吒力教资料，引起不少朋友的注意。应该说，这批资料的确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世界。佛教是一个多层次的存在，现在看来，它在社会上层的流传形态与它在社会下层的流传形态有相当大的差异。以往我们熟悉的是前者，而阿吒力教资料为我们揭示了后者。此次发表的阿吒力教资料共两篇，其中的《护国司南抄》是所有阿吒力教资料中最早为人们知道的，但至今为止还没有正式发表过完整的录文，此次为第一次发表。另一篇为《佛说消灾延寿药师灌顶章句仪》，这是根据《药师经》编纂的佛教仪轨，在中国民间影响极大，乃至影响到若干民俗活动。看敦煌遗书，往往对其中记载的敦煌人当时的一些活动不甚了了，看了这部着作，再翻翻《药师经》，才知道这些活动的源头原来就在这里。

10、西北的敦煌遗书与西南的阿吒力教经典竟然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一事实促使我思考很多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以忏仪佛教为核心的信仰性佛教问题。

二、南昌公园可以放生蛙吗

1、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既有比较精细、高深的哲学形态，也有比较粗俗、普及的信仰形态。由此，它能够适应不同层次人们的不同需要。我把前一种形态称为“义理性佛教”，把后一种形态称为“信仰性佛教”。[3]义理性佛教以探究诸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以大藏经中收入的印度译典及中国高僧着述为依据，以追求最终解脱为主要目标；而信仰性佛教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以汉译典籍中的信仰性论述及中国人撰着乃至诸多疑伪经为依据，以追求现世利益及逃避地狱惩罚为主要目标。义理性佛教在我国佛教史上处于主导地位，它为佛教提供了高水平的骨干与活泼泼的灵魂，它的兴衰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兴衰；但信仰性佛教较义理性佛教影响更大、更深、更远，为中国佛教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是中国佛教绵长生命力的基本保证。这两种佛教虽然各有特点，有时看来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但又相互渗透、互为依存，绞缠在一起，相比较而存在。当两者相对平衡，佛教的发展便相对顺畅；当两者的力量相对失衡，佛教的发展便出现危机。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中，两者不可偏废。

2、信仰性佛教的表现形式很多，诸如巡礼、拜佛、读经、造藏，如此等等，在此无法一一枚举，但其主流为忏仪佛教。

3、中国佛教的法事忏仪，起源已很难考证。可以想见，佛教初传，印度佛教的一些念唱祭拜仪轨，必然随之传入，只是现在已经很难了解其原貌。史载，桓帝祠浮屠、老子，“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后汉书·祭祠志》)。灵帝光和三年，朝廷“遣中大夫于雒阳佛塔寺中，饭诸沙门，悬缯烧香散华燃灯”(《历代三宝记》卷。此外如康僧会设像行道，传曹植摹写梵呗。如此等等，看来初传期佛教已经具备若干仪轨，这种仪轨呈现出华梵交杂的形态。但从总体来看，这种仪轨想必还不够系统，不够规范。而佛教教团作为一个集体生活的宗教团体，必须有一套关于日常生活以及宗教活动的规则。这套规则的创始人，据说是释道安。《高僧传》的“道安传”这样记载：

4、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4]、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5]

5、唐道世《法苑珠林》的“呗赞篇”这样记载这件事：

6、又昔晋时有道安法师，集制三科上经、上讲、布萨等。先贤立制，不坠于地，天下法则，人皆习行。[6]

7、而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则这样说：

8、晋道安法师伤戒律之未全，痛威仪之多缺，故弥缝其阙，埭堰其流。立三例以命章，使一时而生信。行香定座上讲；六时礼忏；布萨等法。过逾此法者，则别立遮防。[7]

9、《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所载《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的“经呗导师集卷第六”中有这样的记录：“《安法师法集旧制三科》第二十一。”[8]可见当时道安所制三科尚有留存。

10、需要注意的是，从上述记载看，道安制定的“三科”虽然基本上是僧团的行事规范，但其中已有“常日六时行道”(宋赞宁干脆称之为“六时礼忏”)的内容。从《洛阳伽蓝记》可知，直到南北朝中期，礼忏活动还不是佛教教团修持的重心。但到了南北朝晚期，礼忏活动已经成为教团修持的重要方法之一。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天台宗推出的那一系列忏法，就可以明白。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