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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小学、南开女中、天津大学毕业，因参加一五计划国防工业建设离开天津。 无线电的作用 文化侵略第一步，派卖无线电，价格很便宜，由甲长负责推销到户。 我和两个哥哥也常常放出来听，有的相声段子都能背下来，学山东话“嗯......我雪小力笨儿......”我们边听边学边开心地大笑。 买无线电，做梦都没想到的好事，让我家孩子们很兴奋，那时经济不错的人家还都没有“家电”呢。 小日本儿这一招，输了，无形之中“提升”了中国人的科技意识，倒是歪打正着。 父亲下班回家，躺在床上休息，就听京剧、相声、评书。 收音机放在父亲的床头，因为我总是陪伴父亲，照顾他，也爱听他讲古论今，同时也沾光听听收音机播放的节目。 哥哥们没事儿不爱往父亲身边凑，所以很少有机会听广播。 小哥自己攒了一个矿石收音机，能听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新闻，但是杂音太厉害，哥却屏息静听，自得其乐。 但是不久，日伪严禁自设电台，矿石的也有罪。 矿石收音机 我爱收听音乐节目、相声、大鼓。 有个唱乐亭大鼓的叫王佩臣，听说年龄已徐娘半老，她很聪明，不装嫩，索性将大鼓的腔调唱得慵懒拖沓，还特别有“味儿”，人称“醋溜大鼓”。 王佩臣|网图 节目中间广告特别多，听得烦，什么“食积、奶积、大肚子痞积......”什么“专治牛皮癣、瘌痢头、瘊子、痦子......”等等毫无美感的内容，这么多疾病令听众对人类怎么能正常活着，产生极大的恐惧感和恶心感。 评书、快板的段子多多，五花八门，阳春白雪、下里巴人。 还有一个广播节目，是市民爱听的，孙敬修老师讲故事，他那极具柔和、亲切的声调，是几代中国儿童忘不掉的，故事内容概括起来，都是讲人性的道德篇。 孙敬修 学生们是耻于唱这类东西的，它们多流行于歌舞厅场所；像“天涯歌女”、“渔光曲”是大众喜爱的，尤其那首“四季歌”，长城啊、青纱帐啊、情郎啊、送棉衣啊，都是暗指民众支援抗日男儿的意思。 二是播放外国歌剧，是些欧洲古典歌剧选曲，听懂的人不多，我也不懂但是好奇，怎么女高音竟唱得不像人的声音？特别是花腔女高音，清脆又婉转，像夜莺，像布谷，令人着迷。 但父亲若听到了就马上吩咐换台。 第三种是学生和知识阶层的人，欢迎文艺歌曲。 20世纪之初，中国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引入日本、美欧的教学内容，其中一门课叫“唱歌”，所唱歌曲是选用外国曲调填入中文词句，如李叔同作词的“送别”使用了美国通俗歌曲“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南开中学校歌使用了德国圣诞节的曲谱。 后来，国人自己创作的歌曲，如著名的“夜半歌声”、“热血歌”，还有“天伦歌”、“教我如何不想他”等都脍炙人口的。 李叔同：送别 收音机确实起到了传播知识，娱乐民众的作用，但最有意思的是，整天播放的“寻人启事”栏目，它的积极作用，是成为了抗日地下活动的联络网。 借给小鬼子十个猪脑子，他也想不到，自己对抗日地下工作，还做过很大贡献哩。 反正我不记得，从广播里曾听过什么日本味儿的音乐，还是什么鬼子戏剧的节目，哪有他们“说话”的“缝儿”，中国人的玩艺儿太精致太丰富了，他们的东西根本插不进来。 日本鬼子推销收音机的初衷，不外乎对中国民众，于武力之外，还要进行文化侵略，精神占领，但这帮战争狂人打错算盘，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是小小日本儿能撼动得了的吗？ 莫说撼动，也莫说输入，任何外来的文化，无论来自东方或西方，到这儿，只能被吸收了、被融化了，这就是中国的魅力，中国的骄傲。 殡葬之礼 我上学的一路上要经过知名的有清光绪的叔叔奕劻的庆王府；大太监小德张的花园豪宅；清宫禁卫头目马福祥及长子马鸿逵的洋式马家楼；直系军阀首领、民国大总统曹锟的宅院；大总统徐世昌的花园洋房；袁世凯某个姨太、哪个儿子的私邸；天津八大家族某个人的的院落...... 高墙壁垒森严，黑漆大铁门终年紧闭，就连小门也少见有人出入，这样的知名、不知名的大宅子，令每日都要“打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的小学生们特别反感，压抑的同时，又强烈好奇地想见到门里边的事情和人。 等了多久啊，终于有了新情况，离学校不远的，不知名姓的，一家高大黑铁门，门口墙两边贴了两方白纸，上写着——“讣告”和“恕报不周”。 开始，我没注意到这方不大的白纸，后来看见了也不懂什么意思。 不料想，过了两天，只见铁门大敞四开。 放学后，我和同学们争相挤着往里面瞅，那院内已经搭起高大的席棚，人来人往很杂乱，院子太大，再向深处也看不到什么了。 哦，明白了，这家有重要人物去世了，在办理丧事。 这次长了见识，以后凡是门口贴白纸的，一准儿会敞开大门，热闹七天以上。 同学们谁看到哪里有，就发布消息，互相转告，以便大家去赶热闹。 之前，1938年，曹锟去世，他的宅子在今洛阳道与南海路交叉口，距我家住的南海路和安里，不到两百米。 洛阳道45号，曹锟旧居。 摄影李庚翔 最灿烂的是一个夜晚，听说是要放烟火、放生，李妈抱起我，站在曹宅对面的马路边等着看热闹。 保姆李妈 和尚转着行走三大圈之后，圈中间的烟火腾空而起，五彩缤纷落下，强光照耀夜空，火药气味刺鼻。 每次跃起一束带响的彩柱、每次连着放几个二踢脚，砰-啪！砰-啪！炸响，人群中都会爆发出叫好的吼声。 正在群情激昂之时，曹宅的男仆们，端出来几大笼屉的馒头来，无数只一口一个的小馒头，随着高八度的念经声、铙钹声、爆竹声，被尽情地洒向四周人群，洒向早就匍匐在路边的乞丐群，抢小馒头的人真如群魔乱舞，彷佛曹公的魂灵，也能引领他们逃出人间地狱一般。 长大一点，我曾回忆，当时虽不懂事，但是有感觉，那个场面确实没有悲痛的气氛，倒像是一场送别的欢宴。 之所以聚集如此多的自愿送行者，除了看热闹之外，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原因。 民国 当他发现小站招新军之时，就是决定了曹锟戎马人生之日，他先是个小站练兵中的新兵，继而是训练小站新兵的管带。 在封建割据的乱局中，随后他竟做了直系军阀的首领。 最著名的丑闻，当是曹锟“贿选国会议员”，由于贿选，他才当上了民国政府第五任大总统，可谓达到了个人权力欲的顶峰，但他的个人声誉也跌到了低谷。 然而，当七·七事变发生，日本人邀请他出面组织伪政府之时，却被他坚决予以拒绝了。 一个为了登上最高统治地位，不惜狂撒金钱拉拢选票的人，面对入侵国土的异族，若顺从，可以不出一钱一卒，就能重现往日的尊贵与辉煌，然而面对“盛情”与“谦躬”的邀请，这个人竟决定拒富贵荣华于千里之外，这是什么样的表现？这就是民族气节！大义凛然！这更是弥足珍贵的晚节保全。 曹锟的财富比较起其他军阀，是少得多的，看他的宅院规模便知一、二，他没有拒绝财源滚滚来的理由，但他坚持不被收买，不做卖国贼。 处在日本鬼子淫威的持续压力下，古稀之年的曹锟，身心不可能过得舒展。 曹锟于七·七事变次年，1938年5月逝世。 民国 民众崇敬曹锟的不屈气节，为表彰曹锟忠义勇敢的行为，发泄自己对入侵者的愤懑，他们聚集在亡者的灵前，为他欢呼，向他致敬，祝他登上西方佛国，永享太平。 这时的英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民众的悼念活动才可能随性而发。 当亲人仙逝，真不妨以一种精神欢愉的方式送行，而不是哭哭啼啼，恋着不放，这是我晚年时的想法。 曹锟丧礼的热闹场景，后来不大看见过，但还是我一心追求着想去观察的事情。 我的追求，在慢慢细化，由于无法直接进入事主的院内，所以注意力全放在了院外空间，人家办丧事，我就操心着打听出殡的日期。 最精彩的是出殡仪仗队，开路的小鬼儿、牛头马面，都是彩纸糊就的。 讲究的小鬼儿，举着杀威棒边走边四面转圈儿，因为脚下有轴有齿轮。 一些队列，白事差人打着各式经幡、旗帜、色彩鲜艳，迎风舒展，举伞、扇、牌各样俱全，庄严肃穆，似万佛出巡。 有一个队列，全都举着“雪柳”，一片白色的初春杨柳树似的，让路边看客心灵宁静归于自然。 1930年代早期，天津街头的一场葬礼。
我心里惋惜这位不相识的大姐姐的早逝，又想到亡者母亲的哀痛，我也为之掬了一泡泪眼。 出殡的仪仗队过后，重头戏上场，那就是灵柩出行。 西风东进中国以后，才改为用马车或汽车载运灵柩。 人力抬棺轿，未免奢侈，而且毫无意义。 杠夫的走、停、拐弯，起轿、落轿，都听杠头的指挥，他一手握一根两尺长的硬木棒，一手拿一根一尺长的檀木圆棍，以此敲出不同的信号，来统一所有杠夫的步调。 杠夫们哪里是走路，是用鞋底子蹭路面，“秃嚓、秃嚓、秃嚓……”肩上负重百斤，脚下紧倒碎步。 看着艰难行进的杠夫，心中着实的不落忍，逝者已矣，还要折腾那么多穷苦的百姓遭罪，不怕造孽深重么? 我不喜欢看这个作践人的形式，我推崇马拉灵车，两匹或四匹马井肩前行，仿佛灵柩里就是奔向战场的英雄。 当若干年后，在河南洛阳参观了一个博物馆，呈现的是“大周天子驾六”的挖掘现场，为大周天子殉葬的是六匹马拉的双轮车，以及多部的陪葬车马，都是驾四，我由衷地欣喜，历史的重现，圆了我童年时浪漫的梦。 南海路，这条街的北头儿，是洛阳道，有曹锟的宅子，街的南头儿，是重庆道，有庆亲王的府邸。 围绕着庆王府的大洋楼和东花园的是高高的灰色围墙，黑色的铁大门顶头半圆拱形铁花西洋门头。 据说此大门没有敞开过，不远处还有个旁门。 重庆道55号庆王府|摄影李庚翔 她总是穿着靠色旗袍、修剪精致的大褂，绣花皮底白缎子鞋，走路十分斯文匀速，不抹口红，不描眉，长辫子盘头，非常干净利索的一个人，最突出的是她有一张煞白煞白的脸。 她手上牵着一只白色京巴狗，津人称其为哈巴狗，也是一尘不染的漂亮。 女人一走过来，胡同口趴活的洋车夫一致扭头行注目礼，还想搭讪与之攀谈两句，可是又不敢，谁也不知道那女人是谁。 “要车吗？”终于猫头鹰大着胆子问了一句，女人摇摇头，没说话，连个微笑也没给。 “你说的不是废话嘛！”别的车夫揶揄他。 “几步路，人家就到家了，坐嘛车呀？瞎搭个！” 主体淡化，不再感兴趣那女人了，也确实有些日子不见她和哈巴狗过来了。 但有一天，听到爆炸性消息，那女人死了！ “给哈巴狗吃了药，也放到棺材里，一块儿葬了，“又一个车夫爆料。 “听说是庆王的小老婆，所以不能走正门出来。 ” 所以这女人的身份始终是个迷。 1944年春，我放学回家，走在胡同里，养病在家的好友纹，趴在她家二楼窗口小声说：“赶快回家吧，你奶奶死了！” 我跑上楼，见奶奶的房门紧闭，已经不许任何人进去了。 不知自己要做何反应才对，我还不懂“死”意味什么。 回想以前陪奶奶一个床睡的时候，床帷里很憋闷，总想从床里面爬出来，透透气。 每看到奶奶沉睡时，就假设她现在死了，然后可以打开她的床头柜，拿出里面的绿豆糕，其实奶奶的点心没有一样是好吃的，我也不是馋东西，只是想随便翻看一下奶奶的柜子。 此时的我才感知人死了，原来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奶奶睡在屋里不动，却要有许多人来为死了的人做许多事情。 丧葬例行程序当中，极端深刻的印象有三件：入殓、五七、回殃。
我想这样隆重地抬着奶奶走，那她肯定是不会再回来了。 谁也没想到，我三下两下挤到杠夫中间，拽着那金色褥子不让步，而且声嘶力竭地哭喊起来，我内心恐惧、愧疚，悲痛，不能让奶奶走啊！杠夫的脚步一下子更乱了。 英式住宅的楼梯并不甚宽，且转角处都是扇形踏步，一头宽一头窄，极容易踏空，这个楼梯整体是U形，有两处转弯，楼梯间的空间有限，抬一张灵床下楼，需要小心地拐弯儿抹角儿才行。 我这儿突然一搅合，好危险把灵床弄翻个儿。 周围落忙的人，鉴于这小孙女是至真至孝的表现，非但未呵斥，反而苦苦相劝我节哀，好言安抚下来，专人陪伴， 我看到母亲把一颗珍珠塞进奶奶的口里。 棺椁上盖时，全家人围着灵柩大放悲声，听见几声低沉的吼声，伴着锤子敲击棺钉的清脆叮当，那是父亲终于完全失去了双亲而发出的人世间最大悲恸。 我的小姑母住在南京，闻讯后带着女儿小星，乘津浦线火车赶往天津奔丧。 祖母的灵枢摆在院中席棚里，请和尚念经，每日一小念，七日一大念，不记得念了多久就出殡了。 我平时看多了出殡仪式，没什么新鲜的，早就改为只看核心内容叫“摔盆儿”了。 灵枢出行，最精彩，最感动人的一幕，是起灵，孝子摔盆儿。 长子或长孙，为亡者披麻戴孝，称孝子，守灵时跪在第一位置，出殡时跪在棺材前头，当杠头鼓响梆子，并喊出“起——灵——”的瞬间，孝子将手中一个土陶碗，猛地朝地上摔下去碎成片片，同时爆发出悲痛的嚎哭，眼泪鼻涕一起流。 特别是中年男子，丁忧多日不刮胡须，眼泪鼻涕糊满脸，一副失去至亲痛不欲生的悲状，定引出围观者的一片赞叹声，若平日里有不孝名声的子孙、儿媳，尽管丧事办得体面，在灵前摔盆儿的瞬间，表现得再悲痛也难得到众人的好感，孝父母乃中华之美德，孝在双亲生前，死后哀荣次之。 我和母亲、姑母等被安排在灵车后面的送葬队伍里，父亲摔盆儿的场面不得见，也不忍看见父亲跪在马路上，眼泪鼻涕挂满腮。 他脚穿缀着白粗布的旧布鞋，披麻衣戴孝帽踉跄地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任路人观赏、评说。 平日里总是制服笔挺，西装革履的父亲，在送葬双亲时，同样要如此礼仪无例外。 民族文化最严肃最仪式感的核心就是葬礼部分，体现“慎终追远”的哲学思想。 十一岁的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生离死别，懂得了人死不能复生的残酷，再不愿将人家的丧事当游戏追逐，当热闹围观了。
现在祖母已殡天，但祖父母还不能及时合葬入土为安，主要原因还是时局混乱，1944年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势力所及僅限于城市范围，墓地所在的逺郊及农村，常有抗日武装出没，日军已有所忌惮，而市民要出城也是很难批准的事。 浙江殡仪馆位于谦德庄，很大的院子，有很多间房子用来停灵，馆里面有供做“七”的佛堂，一应僧侣、执事值全，也有素食斎堂供饭，是一条龙服务的半公益机构，资金来自浙江同乡会的支持。 那时候成功的商人都会出资建殡仪馆，在农村圈地建墓园，平价出售，也对赤贫者免费。 按俗例，第五个七日，即“五七”要由亡者的女儿来做，祖母有一子二女，从南京来的是我的小姑母，“五七”当日，凡家中女眷包括我和表妹小星，在姑母的带领下来到了殡仪馆。 以后每天都按时从家里到佛堂报到，一连七日。 七天超度亡灵的法事，姑母是主祭，和尚念经时，她也要手持经本跟着念，同时要频频下跪、磕头，何时该磕，旁边有和尚指引。 我在一边儿看热闹，看久了，不免困倦，跑到院子里闲逛。 殡仪馆的院子很深，信步走来，中间一条很宽的路，两侧是胡同，看过去一排排的平房，心想有人住吗？遂拐进一条胡同，见平房有比较大的玻璃窗，一排房却只一个大门，可能是仓库？胡同里这样安静。 我打开大门，迈脚进去，愣住了。 平房里存放着装着死人的棺材，一个个摞了上去，高的有四、五层，全部足有五、六十个棺材。 我怎么也不害怕？还敢走进去，孩子的心理，是琢磨不透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我想找出奶奶的棺材放哪儿啦？一排排，一个个地找过去，欣赏着棺材头上写的“棺材体”的字。 直到听见母亲在喊自己，那声音有些抖，我才跑出去。 我一直不明白，就这样保存尸体，能不腐烂吗？有的棺木已经摆放十多年了，究竞有没有改变？旧时，一对夫妇之一先去世了，棺木就要暂厝在寺庙或殡仪馆里，等待另一个去世时再合葬于墓穴，称入土为安。 这个活动又带给我一个不明白。 做罢五七回家，阴阳先生已经将一张黄榜似的告示贴在大门上，明确写着于阴历某日某时，亡魂将回家告别自己生前的所有一切，从此将走入另一个世界，这个形式叫回殃。 而生者必须回避亡魂经过的路线，家人于那个时辰，要躲入一个房间里，以免与带领亡魂回家的“大公鸡”赵匡胤相遇，如不幸遇上，必生白癜风。 该日，男眷们都各自出门投宿，母亲和姑母带着我等孩子们，还有女佣，都聚集在阁楼上，将房门紧闭，不用说一定备下了可吃的东西和茶水，准备自下午至明晨坚守于此。 又一次兴奋了，大家一起过家家，和母亲、和姑母这样长时间的厮守，可以说很多很多的话呀，太有意思了。 黄榜上告诉的时刻已到，姑母忽然觉得后背发热，她说了一句：“来了，我有感觉。 ”阁楼里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我又展开想象，“鬼魂们”会不会沿着楼梯走上这里来呀？我的背上不但发热还发冷，阴嗖嗖的。 谁还有心情去说别的什么闲事儿，心里都嘀咕着呢，想想过去可曾有对不起老太太的事，还得央求她老人家原谅呢。 精神的控制力是巨大的，在没有任何物质的基础上，人可以被“运动”起来。 不想害怕，我使劲儿抗拒着，不愿相信没有具体“东西”的事，父亲平时对我的教育，属于无神论的儒学修养，那会让自己省去很多麻烦，很多心思。 记得在耶稣小教堂里听神父布道，要人们救赎自己的灵魂，我就再也不敢说谎了。 在天主教堂里被圣母玛利亚的圣洁光辉所感染，看见年轻姑娘甘愿终生做上帝的奴仆，我就再也不肯踏进老西开教堂，而它是那样的壮丽、金碧辉煌。 父亲的奶妈每次来探亲，总要给我讲地藏菩萨经，以致我一看到黄绸布包，就觉得里面有厉鬼，就浑身发紧。 和尚给祖母念经时，席棚里挂着的十八层地狱图像，令我对死亡充满了恐惧，对死去的妇女充满了怜悯，因为她们在地狱里要喝净生前用过的水，血水和污水。 沦陷期间，北平老百姓火烧道教白云观，只因伪装的老道无恶不作，这条日伪时期轰动平津的新闻，让我想起无声电影“火烧红莲寺”里的恶道人，从此我对寺庙彻底产生恐惧。 就在各怀心事的朦胧睡意中，一个漫长的黑夜过去了。 阳光照进阁楼的老虎窗，一切心中的魑魅魍魉都逃离得无影踪了。 老李妈带头从阁楼狭窄的楼梯上向下移动，转弯处的踏步上还摆着醉蟹坛子、糖蒜坛子，小心翼翼地下得楼来，大家的脚步依然如履薄冰般地走，因为地上撤满了细细的香灰，那是为想象中亡魂经过的地方撒的。 老李妈和姑太太走在前面检查，未见异常。 但是到了老太太房里却出现奇迹，地面香灰上有数个鸡爪印儿，梳妆台上的灰被蹭去一抹。 据后来阴阳先生解释，鸡爪印儿是引领亡魂的大公鸡赵匡胤的脚步，台子上的磨蹭自然是老太太阴灵所为了。 我亲眼见到这些“东西”，但不肯相信解释，谁又能解释明白呢？我纳闷儿了一辈子，长大后，更没有时间去琢磨这些似真似幻的存在，但我很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的话，这个紧箍咒，对人来说还是有必要的，而对神明，人只需做到“敬鬼神而远之”。 看大戏 我童年时，受家庭的熏陶，对这两个剧种都有深刻印象。 祖母喜欢看通俗易懂的、情节性强的蹦蹦戏，假期里，我经常做为“小拐棍儿”，被派出陪伴奶奶。 祖孙两个进剧场时，总是第一批观众，坐在座位上无聊地耗时间等开场。 剧场内黑呼呼的，舞台上也看不到一点儿色彩，一片凄凉。 慢慢地上了几成座儿，台上才有人影儿，暗淡的灯光、破旧的幕布、零星上来几个拉弦儿的、敲梆子的，慢吞吞从后台走出来个“小可怜儿”，身上的戏装，早已褪色，灰巴拉吉的，她站在那儿苦咧咧地唱，也听不清唱点儿什么，因为台下还乱哄哄的上座儿呢，这就算开戏了。 有一次，祖孙一起要去新中央剧院看戏，地点就在绿牌电车道，剧场进口大门抱着西南街角，那里纵横俱是繁华街道。 见有许多人聚拢在路边，不知发生了什么，正在张望，迎面开来一辆卡车，车上站立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身着土黄色格呢西装，背后插一只亡命牌，他大声喊着什么，人们一下子肃静下来。 听清了，他在喊：“打倒日本侵略者！”“共产党万岁！”我心里觉得很难过很难过，知道那个就要被枪毙的，是个好人，他不是强盗，也不是土匪、亡命徒，因为他有信仰。 熬到抗战胜利时，我还总想着怎么能告诉那个好人，日本鬼子完蛋了，中国成为五大胜利国之一了。 明知做不到，可就是总在想，是否像常言说的，好人的“精神不死”吧，看不到死去的好人，但相信他的灵魂会知道的。 祖母看戏不讲究场所，就喜欢热闹的、世俗的地方。 谦德庄紧挨着马场道，一线之隔，天壤地别，一边欧式生活，一边打工仔聚居地，那边有一座十分简易的剧场，祖母带我来了。 那天上演的蹦蹦是“人面桃花”，剧情简单而离奇，演员表演认真且令人感动，但是观众秩序并不好，冷不丁有人大声嚷嚷一句什么，跟着就引起一阵笑骂。 原来这片儿地方有几个纺织工厂，女工很多，她们爱打扮，镶金牙、烫飞机头，抹红嘴唇，爱大声说笑，一旦引起男工们注意了，跟着就一句还一句的打情骂俏，戏园子是男女工人最好的交际场所，听到最多的话是“德行！”“该死的！”“缺德带冒烟儿。 ”“倒霉嘎奔儿的。 ” 那次看戏不久，报上登了消息，说那个谦德庄剧场突然垮塌，还砸死了人。 我父亲十分后怕，央求他的母亲千万不要再到处乱去。 祖母是个很自我的老太太，她很爱去新中央看戏，因为园子里设有女招待服务。 女招待们管给客人带座位、上茶、上毛巾，还代买瓜子儿、花生、冰搅凌、甚至包子。 服务当然都是有偿的，毋庸置疑，男客人给的小费多，肯定受到热情接待，而且每个女招待都有回头客。 祖母的需要就是找座儿、陪上厕所，小费给的很少很少，园子里特意设有那么两个中年女招待招呼老人。 有一回祖孙俩早早坐在剧场里，黑漆墨糊的，只有几缕微弱阳光从什么地方漏进来。 前面几排的一个座位上，有一男子，正搂抱着坐在膝上的年轻女招待调情呢。 祖母看不过，就吆喝那女的“上茶！上茶！”因而引起口角，对方话语很不入耳，让我尴尬。 空旷的剧场，争吵声被放大了，还是那个熟悉的中年女招待，赶快跑来解了围。 我是觉得祖母修养不足，要求过分，虽然老人应该受尊重、受照顾，但老人也需保持豁达的心情、有体恤他人的气度才好。 说到看大戏，我有三个层次或说不同渠道得以实现，耳濡目染培养了对京剧深厚的兴趣。 其一是参加各种聚会、新年同乐会、庆典会等等，演员尽是票友，是哥哥给的一张油印小票儿进去看，演出剧目多为“二进宫”“大保国”“三娘教子”“坐宫”之类，属唱功戏。 有一位我称她为三姨的女士，是晚清格格出身，夫妇二人都是高挑身材、白净容貌，扮相美艳，为人谦虚有礼，热爱京戏，票一出“坐宫”满堂好声不断。 其二是随母亲偶尔去劝业场看戏，四楼上有天华景戏院，演出改良大戏，连本台戏，多属海派京戏，着重布景与机关。 天津劝业场 这是母亲又哄孩子又慰问女佣的活动。 除了买几张大人票，进戏院看演出，还有剧院门口摆着几个大型哈镜，能把人拉长、压短、扭麻花，极其可笑，逗得两位河南来的保姆开心得不得了。 还有一项好玩儿的，就是乘电梯，只有在一楼买了戏票的人，才可以免费乘坐电梯上下楼。 老式电梯的金属结构梯箱裸露着，有金属网做围护，不设灯光，站在电梯里内外通透。 电梯有两重门，一个是梯箱的门，随梯箱上下，另一个是固定在每层楼地板上的门，人进入梯箱，先关上外面固定门，再拉上梯箱的推拉门方可安全运行。 上海一位女明星就因为看见电梯固定门没关，昏暗中，以为梯箱也在，一脚迈进，直落井底而当场丧命。 在电梯里看着背后巨型平衡铁滑动，也挺紧张的，但瞅见围着电梯爬楼梯的人，又自觉是龟兔赛跑的兔子，很得意。 随母亲看戏，那不是看戏，是温暖和快乐。 其三是随父亲看大戏。 日军尚未占领租界的时候，我才七、八岁，却已经跟随父亲去过几次中国大戏院了。 二战前正是京戏最兴旺的时期，四大名旦、四大名须生自不必说，还有各行当名角儿，我有幸见过大半，如裘盛戎、金少山、肖长华、叶盛兰、李多奎等都称得上是艺术家。 不论文戏的唱段多么冗长，武戏的开打多么喧闹，难得的是我这个小姑娘都坐得住，看得下去，这恐怕也是父亲愿意带我来剧院的原因。 不过也有我不喜欢的剧目，如“王宝钏”“四郎探母”“薛仁贵”之类的戏，戏中都是男人先背叛妻子，另攀高枝，返回头还去考验妻子贞洁与否，觉得对女人不公平，懒得看。 父亲看戏很怪，只看最后压轴戏，前面的折子不看的，而且来剧院就座的时间卡得非常准，和祖母的习惯刚好相反。 我觉得损失了前面几个折子戏，还是很可惜的呀。 抗战胜利后，我也长大了，敢于自己拿一张戏票先去看开场的跳加官和整场的演出，不再等父亲同行只看名角登台了。 随父亲看戏，那是真正的看戏，欣赏京剧艺术。 听李香兰 这本是周璇原唱，但她吴侬小曲的唱法，抵不过另一个歌手的轰动。 李香兰 李香兰出身日本汉学世家；又随义父在北京读书，濡染中国文化；她兼具中日两国的传统文化修养，故气质不凡，且十分美丽聪慧，堪称窈窕淑女、才貌上品。 偶然在火车上，李香兰认识了一位俄罗斯姑娘，由这姑娘引荐，得以受教于俄国艺术家，正式学习西洋声乐，走上音乐人生的道路。 日本关东军利用李香兰精通汉语，能歌会演，将她包装成中国音乐家，到处巡回演出，更频频展现在银幕上，制造日中亲善的伪文化。 当年巡演到天津，在英租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礼堂，开演“李香兰独唱音乐会”。 会场极具欧美情调，迎合这里观众的品味，演唱的曲目很多是观众熟悉的，如“恨不相逢未嫁时”，特别是那首“夜来香”。 李香兰演唱的夜来香 忘了是谁带我去参加音乐会的，这么隆重的个人音乐会，若非李香兰的背景，在沦陷区是绝无仅有这个机会的，但是对于李香兰是日本歌星，民众早有耳闻，听吧，她用日文唱的歌多么流畅，但是掌声稀稀落落。 音乐虽是无国界的，但音乐家是有国别的，民众高度欣赏她的艺术，但还是不接受她这个日本人，俗话说挺“膈应”的。 李香兰，本是纯种日本人，祖宗三代研究汉学，她认中国人作父，改成中国名字，以歌星和电影明星为身份，宣传推动大东亚共荣圈，以文化形式入侵，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劳。 当她以汉奸罪即将被处置时，到底保命比保面子重要，她才亮出证明材料，自我揭露出真正日本人的身份，最后被中国政府免于一死，遣送回日本。 从此“李香兰”这个人没有了，只有日本艺人山口淑子还活着。 1992年8月李香兰和上海市民一同演唱 杂耍园子 法租界的几大商场，都有杂耍园子，但是演出的节目不尽相同，管理方式各有千秋，演员也分驻场的和流动的。 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可是看杂耍的经历和留下的印象，还真是不一般，最早的接触，自然是祖母带领的，自日伪时期开始，她就对此很着迷，说来也奇怪，那个时期中国人食不饱腹，物价飞涨，生活困窘，杂耍却呈现出最红火的景象，远处的不了解，只京津两地的相声、大鼓等就格外的闹猛。 一个著名大事件，或许能说明问题，相声反映民生最可贵，观众最爱的常家班相声，台柱子常宝堃，艺名小蘑菇，他说了这样两句台词： ” 著名相声演员小蘑菇 劝业场里有专门的杂耍场子，观众随时来随时走，计时收费，场子挺大，木头长椅子一排排，没多少沏茶倒水的讲究。 劝业场杂耍园子演出剧照 论每小时票价好像不贵，但不敢多在园子里坐，为了等一个喜爱的节目，要耗时看几个不爱的，那代价就有点儿高了，据说也是他们行内为了大家都有口饭吃，节目就杂了一点。 所以，这个场合只适于那些没开过眼的人看，热闹，跟跑马灯似的。 天祥市场有一个中等大小的园子，好像叫“大观园”，经常是满座，一票制。 在这里欣赏到真正的曲艺精品，连舞台设置也有讲究，桌、椅、鼓架，均上品家具，演员虽分一流、二流，但每人都有自己的桌帷绣品，其色彩、纹样不相同，给人新奇、兴奋的感觉。 演员的服装也讲究，裁剪得体，尤以女演员的旗袍，优雅、漂亮，赏心悦目。 这个场子和演员，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正派、规矩，玩意儿讲究，没有媚俗和猥琐，虽是曲艺小节目，也称得上是高雅艺术。 凡是名演员出场，先立在台口一块大的报幕牌子，上写演员姓名、演出曲目，观众立即报以掌声，在热烈的气氛中，演员轻松上台，连连鞠躬致谢，接下来的表演能不精彩吗？ 白云鹏的梅花大鼓，唱三国、唱红楼，个子不高，半大老头儿，容貌发式干干净净，台风既平和又潇洒，行腔委婉、绵柔、又有劲道。 一段：“霜冷秋高，托孤在白帝城啊，驾崩永安宫·”，一种人世悲凉，沧桑无奈之情，能受到感染。 再一段：“王夫人怒追春香袋，惹出来宝玉他探晴雯，他们二人的双感情·”那柔肠百转的情，那遗憾终生的追悔，令人为两少年之纯情掬一把泪。 说白派是抒情圣手，“梅花大王”，绝不虚妄。 白云鹏的女弟子闫秋霞，是个才艺双全、品貌俱佳的艺人，她的声腔带着一些沙哑，类似西洋女中音的磁性，台风端庄大方，旗袍花色美而不艳，我特别欣赏她。 再说高毓宝的天津时调，词句优雅不俗，曲调高亢亮丽，令听者直抒胸臆，畅快淋漓，再有那疙瘩腔，清脆嘹亮，余韵绕梁。 还爱看马连登家族马增芬、马增蕙表演的单弦、八角鼓，像的段子，简直就像一卷水墨画徐徐在你面前展开，真如身临其境般的惬意悠然。 马增蕙：单弦岔曲 在这里，只记得她一个人，把三国唱得如此生动，她是独一份儿，她手持鼓签子边唱边动作，唱中带道白，动作与道白都是京剧的范儿，京剧的味儿，她的声音能高亢，能低沉，声情并茂，刻画人物惟妙惟肖，一个人唱了一台戏。 大鼓演员小彩五 我当年就是该剧中那小兄妹俩的年纪，经历过沦陷后被压迫的日子，我也正是重整河山建设新中国的第一代后生。 私家堂会 常听说或有权或有势的主儿，家中请堂会，那肯定是有大宅院，大厅堂的，主家把喜爱的演员点着名的请去，想听什么演什么，台下随时可以叫停，节目随时更换。 主家招待演员吃好喝好，还有可观的报酬。 我没见识过这种大场面，倒是有幸参加了一次曲艺，那是一个德国商人，在他位于马场道附近的小庄园里，为他的中国太太举办的休闲晚会。 母亲是太太的好友，受邀请前去参加，我也跟着去了。 这位太太很漂亮、很时髦，个子高高的好身材，有欧美人的风度和洒脱，为人率性且谦和，虽是知识妇女，又喜爱在小庄园里干农活，与外国老公相爱甚笃，婚姻美满。 家庭生活无疑完全是欧洲方式，洋派，这位太太却是喜爱相声近于痴迷，无论是侯宝林式的幽默，还是小蘑菇式的甩包袱，都让她异常开心，但她与相声最多的接触，也只是在家里听收音机和唱片，没有去过说唱园子。 平时，正干着什么，想起了哪一段、哪一句，自己突然禁不住放声大笑，真是乐开怀了。 自从听说“堂会”这个方式，她和外国老公称之为“沙龙”，这样听相声可让她过足了瘾，她不要求整段的表演，却喜欢与演员自由交谈、互动，插科打诨地进行节目，非常热闹，哪怕是调侃她，只要语出幽默，她也乐不可支，相声演员们也比较放松，不担心说出什么犯忌讳的话。 中国太太还喜欢乔氏兄妹的河南坠子，因为河南方言，先天就带着幽默成分，段子的人物又多是乡里乡亲，语言简练朴实到可笑。 中原文化积淀深厚，民众口语中，常出现古字，也是一个特点，如，公交车上售票员给人检票时，会说：“把票展开”而不说“打票，打票”，再如叫小孩子别哭了，会说：“把嘴抿住”而不说“闭嘴！”因为吐字不同，河南发音想不温柔都不行。 高个子乔兄头剃得光光的、山字形的梆子头，形象已令人发噱，偏偏他又特别严肃，不苟言笑，这个反差更添他的喜剧效果。 他是一位很规矩的艺人，他深知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下，尽管主人的态度宽容平和，并不会影响他保持自己应有的谦卑本色。 我听不太懂宾主他们说什么，笑什么，七嘴八舌的，乱糟糟的，听时间长了有点儿发困，宵夜之后，就蜷缩在沙发里熟睡过去。 那位德国丈夫也闹不清，大家为何那样开怀地笑，出于礼貌，他要陪着看节目，也跟着笑，傻傻地笑，演员们还以为他是“中国通”呢，其实他是笑那些笑得前仰后合的人，他看到妻子如此快乐，他觉得很幸福。 合卺之礼 开放的地方，婚礼习俗几经演变，早已从呜哩哇啦抬轿子，走到洋鼓洋号花汽车的序列了。 1923年，我的父母在天津结婚，就已是在礼堂里举行仪式，有西洋乐器伴奏，新娘披白色婚纱，有男童提着花篮，一路撒着花瓣引领新人，走上红地毯；有女童牵起新娘的长纱裙缓缓前行。 新婚夫妇与家长，与众宾客一起在镁光灯下拍照留念。 民国婚礼 他们如此做为，目的就是提醒自己永远是真正的华夏子孙，不是大东亚的子民。 他们是谁呢？正是讲鬼故事的张大哥及其父亲。  这爷俩住在天津的河北区，那里不是租界，是租界以外的中国原属地，与老城厢统称为“中国地”。 那里的街道叫黄纬路、日纬路、元纬路......那里也依然是被日伪统治的地界。 他们的家是一座大四合院，这个大是大在院子大，房子并不多，与北京管多进院落的四合院叫做大四合院的意思有所不同。 这爷俩平时习武，爱舞枪弄棒，院子里有单杠、双杠，石墩、石锁，凡是锻炼肌肉的设施，一应俱全，有此身体基础，他们又从名师学习京剧文武生，成为颇有名气的津门票友。 张大爷，我大哥是这样称呼同学父亲的；张大哥，我是这样称呼大哥同学的。 亲戚好友，理解张大爷的心思，一致表示届时踊跃出席捧场，办一场热闹红火的喜事。 我母亲也决定参加，虽然自己住在英租界离河北区相当远，且交通不便，必须经过重重鬼子关卡，是一次并不愉快的”跨界“旅行，张大哥对此内心是颇为感谢的。 正日子的前两天，我做为小贵宾，随母亲前往张家，需要在人家住上三、四天。 张大哥有三个妈，亲娘是二妈，但称大妈为妈。 招待女宾的事，多半是二妈与三妈张罗，她们很忙碌，很细心周到。 我对饭食、对床铺都有异样的感觉，也就是对真正的天津味儿的生活，首次体验，很不习惯不适应。 实在说，我们家虽说住在天津多年，但是没有什么本地习惯，更不懂本地的什么“例儿”，“例儿”就是人际关系中，约定俗成的一些规矩。 还没等住下呢，我已经在想着回家了，租界里那一澡盆热水、那抽水马桶、干净的床单儿。 当晚，热热闹闹的“转轿”开始了，我这才来了精神。 一顿爆竹的声光大作，硝烟弥漫，欢叫四起，忽然，唢呐高音昂起，弦乐悠然，芦笙阵阵，顷刻间，院子变成了一个优美、舒心的空间，丝竹乐让时光倒流，仿佛回到古代的宫廷，乐师们在席间弹奏。 庭院中间摆放着一顶小轿，浅粉色的素帏将轿子整体蒙上，没有轿杆，它端庄地如一位欢喜菩萨静静地坐着不动。 出现了六位男童，八、九岁的样子，他们穿对襟盘扣的褂子，彩色灯笼裤，双脸儿靸鞋，头戴流苏，长垂及眉梢。 看他们腰背正直，迈着八字步，口唱喜歌，随乐声，围着轿子转了一圈又一圈。 这叫转轿，意义不外乎驱除一切邪恶、不吉利，把最美好、最祥和的愿望塞满花轿。 次日，转轿更精彩，轿子已披上各种绣花帷幔，琉璃垂挂，从里到外华丽光鲜，仿佛是即将迎来的新娘，那些男童们提着玻璃方灯，唱得更欢，这夜，转轿的院落，喜相的洞房，忙碌的灶间，拜堂的厅廊，都是彻夜灯光不息，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是兴奋，都是期待。 我是熬不住的，还有多少好玩的、长见识的，只好都错过了，因为困得已深睡到爪哇国去了，完全没觉得木板床硌腰。 第三天一早，暖暖的阳光，洒满了庭院，经过一番乐器吹打、鞭炮齐鸣，漂亮的花轿在晨光中已然抬出大门，沿着胡同，大街，吸引了多少惊奇的目光，羡艳的眼神，成天价心里不痛快，心里堵得慌的邻里、熟人，见到洋洋喜事竟都是咧开嘴笑的。 结婚，是唯一自己能做主的事！ 民国婚礼 新郎新娘拜堂，行礼如仪之后，新娘“坐帐”新房里不留闲杂人等，一律请出，只可请童男童女作陪。 全和人老婆婆站在门外，问围观的孩子们：“你属嘛的？”挨个的问，有属相与新娘合适的，开开屋门推进去了，不合适的就说：“外边儿玩儿去吧！”我心里直打鼓，不知说什么好，还行，属相不犯忌，被推进屋去了。 长大后，听侯宝林的相声，说的就是这段事儿，老太太问小孩儿属什么的，有好几个犯忌讳的，都没能进去，一个小男孩聪明，他答说：“属黄花鱼的”十二生肖里有这个吗？老太太没琢磨过来，就叮嘱说：“进去吧，溜边儿走！”。 多少年了，每每想起侯先生的“溜边儿走！”就会突然笑出声儿来，我实在有亲临现场的生活体验啊！ 办完这些事，新娘盘腿坐在撒满花生、栗子、桂圆、枣的新被褥上，准备接受一轮一轮的闹洞房。 仔细看这新娘，还很年轻，高挑身材是长成了，脸庞却还稚气未消，烫的飞机头，鸟窝一般的成人样式。 我的小心眼儿里，生发了复杂的感觉，既羡慕新娘嫁给张大哥这么好的男人，又相信自己不会这样年轻就出嫁，嫁到别人家中过一辈子。 深刻的印象到此为止，张大爷家的婚礼筹划得很成功，欢乐的气氛，笼罩在邻居、街坊许多人的心头，给灰色的日子，增添了温馨的一抹亮色，也感受了一份中华传统“礼乐”的教育。 社交场所 姑母喜欢我，说我文静沉稳，眼睛又很看得懂事情，是心里有数的孩子。 我从小喜欢唱歌，更渴望能学会弹钢琴。 本来，我长到七岁时，母亲已经几处打听，要为我请位老资格的外籍琴师授课，买一架钢琴倒仿佛是即刻能办的，不算事儿。 谁知，半年后一夜之间租界沦陷，遭到日本人统治，之后生活一落千丈，家中竟一贫如洗，钢琴成为绝对的泡影。 这一天，我正在自“弹”自唱，姑母走过来欣赏，弹的什么“钢琴”呀！一块硬纸壳，学生称之为“马粪纸”的，黄黄的粗糙的植物纤维压成的纸板，在纸板上画的琴键，分“白键、黑键”，用刀子把“白键”一个个划开，硬纸壳一个长边夹在抽屉缝里，另大半个留在外面，就是“琴”啊，手指轻轻触碰“键盘”，声音都由嘴巴发生，连唱带伴奏都有了。 姑母见此情景，很是怜爱于我，还许愿将来一定送我一台德国钢琴，说德国是音乐之乡。 一天，有朋友请姑母看歌舞演出，她选择带着我一起去，地点是在英租界的光华影院，据说是从德国“请”来的歌舞团，观众席只上了二、三成座儿。 聚精会神看了眼花缭乱的歌舞节目，由衷地表示了喜爱，但我发现，女演员的黑色长筒丝袜，挑丝了，大片、小片的不规则的破洞，由此，可知这是一个落魄的演出团体，战争使德国这个众多著名音乐家的故乡人，日子竟也过得如此尴尬。 演出散场之后，朋友陪姑母去了一个神秘的场所，这里的所见给我不小的震撼。 很大的院子，走进去一大段路，才是座平房，进门处一个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汉子，向他说明要什么铺位，再买几根白色油纸包的“棒糖”。 经过一间厅房，见有两排通铺，铺上有人侧卧着，面前一个托盘，里面一盏小油灯，一根竹节棍上装个烟斗，人往嘴里吸着什么，人很从容，很享受的样子。 姑母他们来到一个单间，宽大的床，两人对卧着，中间也是一个托盘、一个灯、两根带烟斗的竹节棍，他们吸着、说着，很融洽的样子。
回家后，才问明白，这个地方叫烟馆，是社交场所，可以谈生意、商量事情，那吸的像棒糖样的东西叫鸦片。 欢迎新老五大道人踊跃投稿，文字、口述均可。 本号刊登的文章均为原创，不经许可请勿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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